政府依据预测制定政策,新闻以预测作为头条,企业依预测投入资金,家庭则因预测决定在哪里生活、求学与投资。 而这一切几乎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上——民意调查与专家评论。两者有同一个缺陷:预测错了,没有人需要付出代价。
说话是免费的
民调询问你的想法,而你不需付出任何成本。随口作答不会受罚,认真作答也没有回报,于是人们猜测、敷衍, 或者说出听起来得体的答案。回复率持续崩跌,样本越来越只剩下"还愿意接电话的人"。 更根本的是:民调是数周前拍下的现况照片,却被当成对未来的预测使用。
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
学者 Philip Tetlock 花了二十年,将政治专家的具体预测与实际结果逐一对照。结论并不好听: 一般专家的准确度接近随机,而最有自信、最常被引用的评论者,表现往往比低调的同行更差。 大声说错话,对名嘴而言毫无代价——没有任何记录簿,明年同样的人依然会被邀请上节目。
当金钱进场,一切都不同
市场价格是有人"付钱做出"的预测。如果你认为价格错了,你可以站到另一边;如果你是对的,你就会得到回报。 仅仅这一个机制,就能做到民调做不到的三件事。
它会筛选:不是真心相信的人,通常不会拿钱下注。 它会汇整:哈耶克(Friedrich Hayek)指出, 社会所需的知识从来不掌握在任何单一权威手中,而是零碎地分散在每个各知其一的人身上,而价格正是把这些碎片汇聚起来的工具。 它还会实时更新:任何人一旦得知新信息,价格便在公开场合立刻反应, 而不必等到下一次民调被委托执行。
为何这在大中华地区格外重要
在大中华地区,人们"说出口的"与"真正相信的"之间的落差,并非可以忽略的误差,而正是问题本身。
经济学家 Timur Kuran 称之为"偏好伪装"(preference falsification):在社会或政治压力下, 人们会刻意隐藏真实想法,而且隐藏得如此一致,以致公开记录不再反映真实。 直接询问关于领导层、两岸风险或经济真实状况的问题,许多人会给你安全的答案、无用的答案,或者干脆不答。 这并非不诚实,而是因为诚实回答本身可能带来代价。
越是重要的问题,民调失灵得越严重。
市场不会要求你表态。你无须发表意见、提出主张,或把名字挂在任何立场上。 你只是建立一个仓位——匿名,并用自己的钱。最终浮现的数字,不需要任何人鼓起勇气才能产生。
这是为谁而做
市场价格不是新闻标题,而是一项工具;它对必须"面对未来采取行动"的人最有价值,而非只是描述未来的人。
- 政府与政策幕僚。实时掌握某项决策如何被理解,而这些参与者不是来向你简报的,也没有讨好你的动机。
- 记者与编辑。一个可引用、附带时间戳记、方法公开的数字,而且事后可被检验——不像来自匿名分析师的一句话。
- 董事会与经营团队。政治与经济风险,是所有战略决策中最难掌握的变量,也最常被外包给顾问的一张幻灯片。 是否进入某个市场、要不要签长期供应合约、如何对冲汇率、上市时程是否延后、产线是否转移—— 每一项都取决于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,而那个问题总得有人定价。 在这里,这个价格是公开的、实时的,而且由真正拿钱承担风险的人更新,而不是由收取顾问费的人给出。
- 投资人。一个可与你自身仓位已反映之预期相互对照的概率。
- 研究者。一组连续且附时间戳记的数据序列,而非方法反复变动、间隔稀疏的问卷波次。
- 家庭。孩子该去哪里上学、要不要搬迁、现在回家是否安全——正是这些决定,促使我们打造真策。
价格究竟代表什么
当市场显示 41¢,意思是:以各参与者愿意承担的风险金额加权后,群众认为该结果发生的概率约为 41%。 那是概率,不是预言。标为 41% 的事情,本来就应该大约有四成一的时候会发生; 一个从不让你意外的市场,等于什么也没告诉你。
市场的局限
与其让你日后才发现,我们宁愿先说清楚。流动性稀薄的市场噪音很大:背后金额很少的价格,所含信息也很少。 市场可能自信地错——尤其是在罕见事件,以及人们非常希望成真的事情上。 操纵是真实存在的风险,这正是我们订立市场诚信规则、并要求每个市场事先载明结算来源的原因。此外,有些问题本质上无法客观结算,我们就不会上架。
我们刻意公开这些局限。一个无法被检验的信号并不是信号,只是另一种意见——而这个世界并不缺意见。
真策 · 大中华的真实指数